Dialogue with PM Lee Hsien Loong at the FutureChina Global Forum 2015

吴新迪先生: 总理先生，我就问第一个问题了。第一个问题我们先谈一谈新中关系吧。 今年是新中建交25周年，过去的25年，双边的关系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不过现在也有人在说，现在的中国跟25年的中国已进步一样了。 新加坡的价值对于中国来说可能已经改变了。也有人在说， 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去世了之后，新中关系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您往前看的话，新中关系会有一个怎么样子的新的定位，一个新的发展的方向吗？

李显龙总理: 我看25年来中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新加坡变化也很大。 去年我们双边的贸易，对新加坡来说，中国是最大的贸易伙伴。 对中国来说，新加坡是最大的外资投资国。 这是惊人的数目字 – 这么一个小小的弹丸小国可以是中国最大的外来投资国， 但是这是中国的统计数字。 所以如果从具体内容来说，我看我们双边关系是加深、加广了。 无论你是说经济关系或者旅游或者学术上的交流，或者是政治上的或者区域的合作，我们都有很多，很丰富的内容。 当然，我们对中国的利益跟25年前不相同。 因为25年前中国改革开放，还没有走那么远。 新加坡可能有一个“先行者”的角色，可以帮助中国摸索向前走的路，比如我们的苏州工业园。 可是，今天中国已经非常开放了。中国跟许多国家的交往已经是非常发达，非常昌盛了。 那新加坡的角色是什么呢？ 我们是一个小国家，我们跟中国不相同。 但是我们是一个亚洲国家，我们在寻找解决自己问题的方案和政策和方法。 中国这个大国看看这个小国，可能这个小国的经验，可能这个小国的问题，可能这个小国尝试的结果，对中国有一些参考价值。 某些城市，某些地方可能有一些有兴趣看看，或者甚至可以适应中国国情应用的一些构想。 我们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我就觉得满意了。

吴先生: 往前看，有几个合作的项目正在进行中。 第一个，我现在能够想到的，比方说第三个G-to-G  (government-to-government) 的合作项目。

李总理: 正在构想中。

吴先生:  我们也正在积极地探讨说有一个升级版的新加坡 – 中国自由贸易协定。 您看这个东西会能够给我们双边关系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推动力？

李总理: 当然我们希望是一个积极，向前进的推动力。 具体的我们还在谈。 因为这第三个G-to-G 合作项目是配合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发展宏图而设立的。我们有一个原则上的构想，就是这个是一个现代物流， 互联互通的一个项目。 项目的位置，我们有三个可能性 – 在重庆，或者在成都，或者在西安。 这三个地方我们都去考察过了，可是还没有敲定最后一个位子。 我们希望能跟中方讨论，在今年能够敲定这个位子和这个内容。 我们的双方自由贸易协定，我们希望有一个升级版， 因为我们的自由贸易协定现在已经好几年了。 世界改变了，中国和其他国家也签署了不少的自由贸易协定。 新的贸易协定当然比旧的来得完整，来得更包罗性。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自由贸易协定也能够有一个升级版。  我们跟中方讨论，已经同意实行一个Joint Scoping Study，这个华文很难翻译，不过中国中国方面他们叫做“升级谈判研究工作组”，所以有很多层次。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升级，所以必须谈判，谈判之前必须研究，研究之前必须有小组。 所以工作已经开始了。 那希望今年能够真正开始谈判。

吴先生: 看来我明天早上的头条基本上是解决了。

李总理: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吴先生: 总理刚才你提到了互联互通，我就想到说我们过去两天也在谈的，就是习近平主席他所提到的“一带一路”这样子的一个构思。 而实际上，在过去的一年里面，这样子的一个构思已经成为几乎所有的，以中国为主题的政治论坛也好，或者经济的研讨会也好，大家都在谈这个问题。 您从一个政治领导人的高度来看的话，您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构思对新加坡，对我们整个区域，甚至对整个事业会带来怎样的一个影响？

李总理: 我们当然希望这个“一带一路”的计划可以带动整个亚洲和中亚的发展。 我想中国也希望跟邻国有睦邻友好的关系。 所以通过这个计划，通过这整个概念，他们可以把许多的发展项目都综合起来，有系统的去推动它。 当然这个不是中国的唯一计划。除了“一带一路”，中国还有AIIB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中国也参加了RCEP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华文我不知道怎么样翻译。 不过，总的来说是整个太平洋西岸的自由贸易区。 中国也跟各个国家有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 所以中国和周边的国家的合作是很多层面的。 总之，我们都希望跟中国合作，但是同时我们也希望跟世界其他大国有密切的关系。 比如新加坡，新加坡就参加了TPP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的会谈。TPP我看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很快就会谈成了。 如果成功的话，TPP 能够把太平洋两岸的国家的联系拉近，能够让我们更密切地合作，让我们更好的搞互赢的，双赢的经济一体化的工作。 所以我看，我们跟中国合作是好事，但是我们同时也跟其他国家加强关系。 所以整个区域的关系网络能够比较紧密，并且会多元化，多面化。

吴先生: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亚细安跟中国之间这样子的合作往后因该是会更加密切地进行。 很快的新加坡就会从泰国的手中接过亚细安 – 中国关系协调国这个棒子。 那么当然如果讲经济合作的话，有很多潜力跟机会。 但是现实是亚细安成员国跟中国之间也有一些问题的存在。 您看我们怎样更好地扮演我们作为我们这个协调国的角色呢？

李总理: 我们是协调国，不是领导国家。 所以很清楚地分开这个角色。 协调国我们是希望为亚细安的成员国和中国的关系能够做一些贡献，就是协调亚细安国家的各个立场和观点，能够做出一点具体的合作项目。合作项目很多，不只是经济方面的，还有教育方面的，还有human resource，人才发展方面的，各种各样的项目都有。 我想这些是比较直接处理的问题。 当然我们双边的合作不是样样的东西都是双赢的，有些是利益的冲突。 我想南中国海的问题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这方面，亚细安有亚细安的立场。 其实亚细安不同的国家立场也不尽相同，因为他们有些是申诉国，有些不是申诉国，有些根本不是南中国海海岸线的国家，比如缅甸。 所以他们的立场不可能跟菲律宾或者越南的相同。 所以我们是协调国，我们希望在各个不同的立场之间找共同点，能够跟中国磋商，能够推进。  如果不能解决问题，至少能够使问题降温，我们能够处理这个问题，避免它影响我们更广泛的双赢合作关系，这是我们的希望。

吴先生: 总理我再多问一个问题，那之后就会开放让大家来发问。 那些要提问的，可能你现在可以准备跟开始想一想您要提问的问题了。 我最后一个问题可能是比较具体一点的，就是几个星期前在新加坡管理大学的一个讲座上，您提到了新加坡下来50年所面对的挑战。 你提到说在中期的挑战是新加坡人口老化的问题。人口老化或者是老龄化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在中国他们也是面对这样子的问题，虽然我们是小国，他们是大国。 您觉得在面对人口老龄化跟解决人口老龄化这方面，两国之间有什么能够互相借鉴的，在管理，在解决问题上，您觉得有什么？

李总理: 我们国情不相同，可是问题的基本性质有一些共同点。 就是我们的生育力降低了，人口老化了，年轻一代孩子不够。 所以下一代人从哪里来是很头痛的问题。 中国当然计划生育，很多年， 一对夫妇只准生一个，所以走到这一边需要改变方向。 现在改变了方向，在特定的情况下，一对夫妇可以生两个孩子。 但是现在可以生，夫妇不要生，跟新加坡一样。 我们一对夫妇平均生1.3个，对不起，我们平均一个妇女生育1.3个孩子，这个不足够。 因为一个妇女，你自己一个人，丈夫一个人，所以因该至少两个，所以少了3分之1，去哪里找呢？ 我们有解决方案，就是我们可以靠外劳，可以靠移民。 中国没办法靠外劳跟移民。 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大的国家，你人口老化了，没办法从外国引进来。 所以我看中国的问题比我们更棘手。

当然，我们问题也不容易解决，因为移民跟外劳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课题，大家都有很强烈的意见。 我们前两年出版了一部白皮书，讨论我们的人口政策。 民间有非常强烈的人口反应，我们政府也感觉到，也了解了。 这个反应是完全可以了解的。 但是政府还是不得不尽我们的能力，去找最恰当的方法去处理这个不可避免的挑战。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放缓了外劳进来的数目字，我们移民的数目字也已经恰当适度控制了。 所以从一个数字的观点来说，我看我们的政策是对的。 但是从一个感性的观点，让人民能够接受，能够了解，能够认同，支持，这个很不容易。 我只能够说，具体理由我们讲得很多，我看大家也不大想多听更多的理由了。 大家要知道的是我衷心说的话，就是，我们有这个责任，我们是国家的政府，我们是领导，我们需要领导国家，我们需要替新加坡人做最好的决定。 就是棘手的问题，我们还是必须替大家做最好的决定，然后对大家交代。 所以我们的用心是好的，大家对于政策的内容，可能见仁见智 – 因该快一点，慢一点，多一点。 给我的工人多一点，给他的工人少一点。 这个大家都会这么想。 不过总的来说，我希望大家接受政府的用意是好的。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新加坡，同是为了新加坡人着想。

吴先生: 好。谢谢总理。 来到这个环节我就开放，让大家来提问。 大家在提问的时候，让我们遵守几个原则。 第一就是请您报上您的尊姓大名，简单的介绍一下您自己，来自哪里，哪一个机构。 请尽量保持你的问题简单而要。 我们是来听总理的对话，不是来听您的演讲，所以大家多多包涵。 我们就请第一个发问。来，这个先生。

Q: 总理您好。我是国商银行新加坡分行的张伟武 （谐音）。 我想问一个关于人民币的问题。 工人银行作为新加坡的人民币经算行致力于和MAS一起在推广把新加坡打造成一个离岸的人民币中心。 我的问题是，您觉得人币国际化对新加坡有哪些机遇？人民币国际化 (RMB internationalisation), 可以给新加坡带来哪一些机遇？ 新加坡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在哪一些方面可以进一步加强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并且来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来进一步打造新加坡作为一个离岸金融中心的地位。 谢谢。

李总理: 我看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一个必须详细考虑的一项政策。 不能够隔夜间完全开放国际化。 但是我想中国政府有意逐渐放宽管制，让人民币可以更自由地波动，用来做更广泛的交易，包括Capital Account。 如果能这样做的话，新加坡当然觉得是一件好事。 我们是金融中心，我们在新加坡各种各样的货币，无论是美币，或者是Euro，或者是日元，或者是人民币，我们都希望能够通过我们在新加坡的各个银行和金融公司，能够去转换它，能够应用它。 如果人民币也能够加入在内的话，我想区域的许多贸易，尤其跟中国的贸易会用人民币，那新加坡能够有清算银行，能够有人民币交易的，或者期货的可能性，当然对我们金融中心是好的。

不过，对中国来说，要放宽人民币的管制，要很小心的考虑。 因为这不只是货币兑换率的问题，也是经济稳定的问题，也是整个金融系统稳定的问题。 因为所有的银行，所有的投资公司，在中国如果还不够成熟，还不够准备的话，那开放，失去控制，我想有很深远的影响。 我想中国政府周小川先生非常清楚这一点。

吴先生: 谢谢。现在坐在台上我就了解过去一天大家会说请大家发问的时候要尽量慢一点。 因为我坐在台上我就明白它的回音真的是不太容易听。 所以大家在发问的时候，请您稍微放慢你的速度，我们在台上也会听得比较清楚。

李总理: 所以我回答也可以慢一点。

吴先生: If you would like to ask you question in English, please feel free to do so as well. 那边有一位。

Q: 总理你好，我是陈映岚，红杉资本的投资合伙人。 我想请教你，智慧国，你提倡的，新加坡是世界第一个智慧国。 你觉得跟中国可以有什么可以合作的方面？

吴先生: 他是新加坡商人。

李总理: 我看我们智慧国，我们正在考虑要如何做。我想技术方面，科技方面，有许多方面，我们都当然很欢迎中国的参与。 什么是智慧国呢？ 这个，许多国家都有不同的看法。 不过我们的看法是这样的 – 有许多城市都叫做智慧城市。 城市管理，可以电脑化，系统化。 它的sensors，就是闭路电视，或者感应器，或者是交通流动的一些报告，资讯可以统统收集起来。 我们有了资讯，可以及时做反应，及时把城市管理得更好。 新加坡不只是一个城市，新加坡是一个国家。 所以除了城市管理层次，国家层次，我们也可以有系统的，用资讯科技，把我们过去的管理和运作的方式演变成一个更方便，更敏感，更能够适应需求跟不同环境改变的一个系统。 所以无论是小学报名，或者是公司的一些业务的报告，或者是一些治安的报告，或者是交通系统，我们一个国家所有的都可以连接起来。或者是卫生，我们也可以连接起来。 无论你到哪一个医院，我们知道你的背景，你过去开过的药方，有过一些什么病症，有一些什么需求。 要看你旧的X-光，我们也马上就可以提出来，什么都可以分享，不用照了再照，照了再照。 这个我们一个国家可以做得到，跟中国不相同。中国，一个城市你可以做得到，不过省的层面，是另外一层。 国家层面，又是另外一层。 要统统收集起来不容易。 我们能够做，可能也是一个中国可以参考的一个小模式。

吴先生: 或许我们这方面的经验也可以用在第三个G-to-G的…

李总理: 我们现在还不够经验，我们才刚刚开始做。

吴先生: Okay. I tried.  后面那位先生先提，然后这位先生。

Q: 总理先生你好。 我是来自于中国的创业代表。 很巧的是我的名字叫赵润龙（谐音），跟您一样，都有一个“龙”字，所以说见到您特别的亲切。 您和李光耀先生是我从小的偶像，以前都是在书上能看到你，现在终于第一次看到真人了，您比书上帅很多。 我是网利金融的创始人和CEO。 网利金融是一家互联网金融的公司。 我也是一名80后，我是这次论坛可能是年纪最小的一个嘉宾，我是只有30岁。 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其实是这样子。 过去20年当中，新加坡和中国两个国家是非常友好的两个国家，而且是合作非常多的两个国家。 在过去的经济发展当中，我们从新加坡身上学到了很多，包括经济，包括贸易，等等。 我希望问的问题是，在现在的商业环境之下，在创业的方面，作为一个年轻的企业家，中国年轻企业家能够从新加坡身上学到什么？ 同时你也知道，就是中国在薪薪的创业氛围也非常的强。 反过来，我也想知道说，中国有的地方做得好的，新加坡能从我们身上可能学到什么？ 谢谢。

李总理: 我看我们搞创业已经搞了一段时间了，可是我们觉得这是很不容易做的事情。 因为一个创业的环境，减少困难，减少不方便，这个政府可以做。 但是要促进大家有创业精神，并且有创业灵感，那个灵感从哪里来，这个是很难由政府说“你来”就马上来的。 灵感必须从创业者，投资者，企业家，他们有一个新的构想，他们想去改变世界，他们从头做起，失败了、再尝试，失败了、再尝试，最后成功。 我们做了很多年，现在已经有初步的一些发展了。 我们有一个创业中心，叫做Block 71，你可能听说过。 如果你去那边，有不少的大大小小的公司，我们提供了一个他们叫incubator – 孵卵器。 设备都有的，只要你的小公司在那边，我们支持你，你办事情可能好一点。 在那边有一些公司，大规模地，突破性地，像联想 (Lenovo)， 或者华为 (Huawei) 的公司，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希望有一天会达到。 可是小公司，它们自己觉得已经开始形成气候了，这个有一些。 中国可以学什么呢？ 我看中国的情况跟我们不相同。 你们人才很多，你们市场很大。  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要有创业精神，我们要有一个开放的，竞争性的市场。 换句话说，你要做什么，政府尽量不耽误你，不阻绕你。 市场合作，或者要尝试，需要新的人才，我看应该完全可以自己做，不需要依靠政府，也不能够完全依靠政府的津贴或者政府的计划。 你说中国的创业环境小，其实中国创业的环境完全不小。 我去过深圳，深圳有很多很多的人才，并且有很多很多的公司。大家都想成为明天的华为，明天的联想。 如果你去中关村，也有很多年轻人，他们也想突破，也有很多风险基金，Venture Capital 去那边。 其实我是希望我们是小巫见大巫，希望从中国吸引一些人到新加坡来，到新加坡创业，使我们的发展环境能够更带动一些。

Q: 我是来自北京，清华大学法学院，王振民（谐音）。我有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说了一个数字，就现在新加坡是中国海外投资最大的国家。 之前，我们知道，这个数字一直是香港。

李总理: 香港不算在内，因为香港算是在海内。

Q: 那个清楚了。 就是香港和新加坡在这个方面有没有竞争？ 在作为世界跟中国联系方面呢？ 像您的普通话讲得呢么好，香港很多人普通话讲不好。

李总理: 可是我广东话就不行了。

Q: 第二个问题是，新加坡在整个国家治理，城市治理，一直是中国很多人觉得是应该学习的样本。 您觉得在这个方面，特别是因为我自己是在法律专业的，那在法制建设方面，新加坡能为中国提供怎么样的经验？ 谢谢。

李总理: 首先，新加坡跟香港竞争，我不知道昨天又没有问董建华先生这个问题。 因为对新加坡来说，我们不觉得我们是跟香港竞争。 我们承认香港就在中国的门口，并且是一国两制，所以跟新加坡的地位完全不相同，这个我们完全了解、接收。 香港在中国的投资我想比我们大十倍吧。 可是我们有一个不同的立足点，所以我们得世界观跟香港不相同。 我们关注的，不只是总国，也是东南亚，也是南亚 – 印度，和其他南亚国家，也是澳大利亚和大洋洲一些国家，和世界其他重要的经济。 中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和经济伙伴，可是不是唯一的靠柱，所以跟香港不相同。 对香港来说，香港跟全世界都有交往，但是中国是香港最大一个决定成功的因素。香港人觉得这是，我很难替香港人说话，不过香港人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靠山，但是也是一个不小的压力，所以我们跟他们的地位不相同。 人家说我们跟香港竞争，我说这个世界很大，我们两个小地方没有竞争的风险。 我们当然有时，大家都一起拼，但是很多时候是可以合作，可以和友善的往来的。 我们香港朋友很多，我相信香港新加坡人朋友也不少。

你谈到法制的问题 – 我们这里治理国家跟中国治理国家方式有什么互相借鉴的地方。 我们两个国家政治系统不相同。 我们是多党制的国会民主制度，中国是共产党治理国家的。 中国有中国的政治，可是很多是党内的政治。 我们有我们的政治，政治尤其是党跟党之间的一场博弈。 整个系统，重要的是，我们政治无论是如何演变，我们都希望从政的人会承认他们的任务是为新加坡争取成功，而不是为他们的党，或他们的一部分社群争取里利益。 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因素，我们新加坡跟其他国家不相同。其他国家党跟党之间斗争，我有我的派系，你有你的派系。 可能我的派系是某个地理、地区。 你的可能是另外一个地区。 或者可能我的是劳工阶级，你的是资产阶级，或者是靠种族、宗教分阶的。

我们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希望代表的是绝大部分新加坡人的利益。 不分种族、宗教、言语，也不分贫富，也不管你是在新加坡的东部国西部，南部或者北部，我们都希望你支持行动党，我们也都会尽我们的能力为你们服务。 所以这个跟多党竞争至少是张力，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矛盾。 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如果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政治系统的话，对新加坡是很好的。 如果我们变成另外一个制度 – 行动党只是代表穷人，或者只是代表富人，或者只是代表华人，那新加坡我看会变天了，这个是很坏的一个现象。

所以中国说三个代表，也可能是由类似的一个构想，就是不只是代表某一个阶层的人，而是代表社会里所有阶层的人，所有前进的，为社会服务得分子。 如何做呢？ 社会里不是没有矛盾的，中国当然有一些社会矛盾，我们也有一些社会矛盾。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尽量化解这个矛盾，能够由一个党代表各种不同利益的话，我看国家的稳定，国家的前途比较有保障。 这个是我们的经验，中国当然情况很不相同。 中国的经验，我看你比我多很多了。

Q: Prime Minister, first of all thank you for being again with us for the FutureChina Global Forum. I’m Claude Smadja from Smadja & Smadja, Switzerland.

PM Lee Hsien Loong: How do you do, Dr Smadja?  Good to see you again after many years.

Q: Very good. It is a pleasure and honour to see you. My question to you is in fact very simple. You are a very small country, so you depend a lot on the environment in the regional and global level. When you look at the situation outside of Asia and in Asia, what are the two or three major sources of concern that you may have about development or risk that could affect negatively, Singapore?

PM Lee: At the highest level, I think one very important factor is relations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 because 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bilateral relationship the world. If it is stable and both countries are cooperating with one another, it makes it very easy for a small country like Singapore to make friends with both. They have problems, if they are at odds with one another, many countries will be forced to choose sides, and would feel very uncomfortable having to do so. That is one big thing we worry about. Another thing we are concerned about is the stability and cooperation within our own region, in Southeast Asia. ASEAN is working towards an ASEAN community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t the end of this year. It is an economic community, free trade area, as well as other economic cooperation. But each ASEAN country has its own internal preoccupations and concerns. I do not have to go into all of them now but if you read the newspapers, you would see and you would know what these issues are. Whether it is Malaysia, Indonesia, Thailand, Philippines, Vietnam, Myanmar or Singapore, we each have our own internal preoccupations. We have to watch very carefully our neighbours’ preoccupations, because (if) they go wrong in some way, it is a douse for us. We have such intimate relations with them that if they get sick, we will fall ill. So that is the second concern. I had mentioned the third thing which worries us a lot, that is a security issue, and that is the problem with extremist jihadists’ terrorism. ISIS is the latest manifestation, before that it was Al-Qaeda. A lot of foreign fighters have gone to Iraq and Syria. From Southeast Asia, hundreds have gone to Iraq and Syria. From Malaysia, maybe hundreds; from Indonesia, definitely many hundreds; some from Thailand, even from China, some Moguls have found their way into ISIS in the Middle East. It is a faraway battle but people are drawn in. They get sucked in, they get radicalised. One day some of them may come home, some of them have already come home, they will bring the virus back and cause a lot of trouble in our society. As a multi-racial society in Singapore, that is a very, very dangerous threat which we are watching very carefully.

Mr Goh Sin Teck (Moderator): The KPI given to me by the organiser is that I must have a good mix of questions – questions from the ladies and also from the gentlemen; a good mix of questions in English and in Chinese; good mix of questions from Singaporeans and foreign guests. So please help me to hit my KPI.

Q: My name is Ben Lim, I am with Reuters in Beijing, the North Asia specialist correspondent. 允许我用中文问总理。习近平已经上台两年多了。

李总理: 对不起，听不清楚。

吴先生: 您讲慢一点。

Q: Ben Lim from Reuters, 中文名字叫林光耀。 路透社的。习近平上台两年多，做了很多事，包括反腐败，包括法制，包括改革。 当然最近也包括一些AIIB，还有亚投行，还有‘一带一路’。 请问总理，中国习近平的这些做法，哪些事情让您比较担心，还是您觉得比较放心，还是觉得对中国有信心？

李总理: 我们对中国总是非常关心。 各项政策，我们各有各的看法，在这里一一把它点出来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不过可以说，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在这两年他做了很多工作。 我知道他国内有相当的挑战，在国外，中国也希望跟所有的邻国睦邻友好，合作。 我们也希望中国能够同样的能够一起做好事。 孤掌难鸣，所以两个人一起合作，我看可以做很多事情。

吴先生: 这位女士。

Q: 尊敬的总理阁下你好。My name is Wu Changhua, I am the Greater China Director from The Climate Group. I am based in Beijing. I am going to shift the focus a little bit to the broader context, which i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ater this year, there would be two major events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One is September at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ll come together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end of this year in Paris, climate change convention or protocol will be coming together. I would be very interested to hear from you directly, your commitment from Singapore’s perspective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also leading up to Paris, what is Singapore’s position or commitment to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issues. Thank you very much.

PM Lee: This is a very complex question. The specialists spend many nights worrying about it, but it is a very big problem for the world because human activity is changing the global climate, changing irrevocably, and the cost for undoing that change or even slowing down that change is very, very high – very high economically and impossibly high politically. That is a reality. Yet we have to get together to do what we can in order to mitigate the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and to adapt to the changes which are inevitable, and which are already underway. It is a problem which all the countries have to come together and solve, especially the big countries. In this context, they are called “major emitters” – the ones that emit a lot of carbon into the air, or methane or greenhouse gases. China has a big role to play in this. I think it is not just for the sake of the world but for China’s own interest. If it does not make changes, it will be very severely impacted by climate changes which are underway, in terms of irrigation, in terms of agriculture, because you will have drought, you have desertification, in terms of sea level rise, in terms of coastal areas which are going to be inundated, and typhoons which are going to be more intense.

These are major impacts which will affect all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and for China’s own interest, it has to act. Of course it can’t go on its own, it has to act together with other countries. I think its agreement with America to make certain commitments is a valuable first step, but it can only be a first step. Progressively further steps have to be taken. Singapore, if you take a practical view, my explanation has been even if we stopped breathing in Singapore, it will make no difference to the world climate, because we are so small. But as a responsible member of the global community, we will do our part together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an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We have to do our fair share. What we can do, depends on our circumstances too, and our circumstances are somewhat special, because unlike other countries, we only have fossil fuels. We can have a certain amount of sunshine and solar power, but we can’t have nuclear because the island is too small. We don’t have hydro, because we don’t have mountains and rushing rivers. We don’t have geothermal, we don’t have the possibilities of other renewable energies like wind, and so we have to depend on fossil fuels and it is not possible for us to say “we will not use fossil fuels”. But within those constraints, we will do our part and we hope that there will be a good agreement in Paris this year in December.

We have been very active working in the UN framework. Previous meetings trying to be countries together so that we can have a fair agreement which in the end is wearable and which people would uphold and implement. That is a small contribution which we think we can make.

吴先生: You can see how hands-on PM is. 我们今天时间比较紧，总理之后还有一个活动。 主办当局跟我说我们只剩下5分钟的时间，可能我就再接两个问题，一起问，一个紧接着一个，我们请总理来回答。

李总理: 好，好。 双语的吧。

吴先生: 双语的最好。

Q: 总理，大家下午好。翁文霖 （谐音）， 现在是在中新广州知识城工作， 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 不过有幸也是在中国工作10年左右。 今天我有两个简单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中新的合作，当然我们已经有建交25年之久。 所以我想听听总理的一些看法，就是您怎么看未来中新的合作，大胆的设想10年或者20年后的中新的关系。

第二个问题：之前我也在教育这方面， 所以我比较关心年轻人。 中新的合作也需要我们未来的一些年轻一代继续的作出一些贡献。 我想借这个机会听听总理的看法，今天借助这个场合给我们年轻人或者我们的未来，下一代，一些忠告或是一些见言。 谢谢。

Q: 您好。我是来自财新的王立维 （谐音）。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两年前也是在这讲台上，我们的主编胡舒立老师和黄靖老师事实上谈了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改革前景。我想问问您的看法 – 中国是不是在国内改革方面仍然处于亦步亦趋的阶段，但是在国际， 包括“一带一路”，AIIB这些initiatives上有了比较大的进展？ 谢谢。

李总理: 这个都是很难回答的问题。 我看25年后新中关系取决的不只是新加坡跟中国国内的环境，而是中国在世界的地位。 那就是说，如果中国能够继续和平发展，能够继续在国际社会里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能国和其他主要的经济体和国家能够友好地合作，我看亚洲是稳定的，平安的，新中关系我看是发展得最顺利的。 如果不是如此的话，如果世界变成一个动荡不安的情况，或至少是紧张的情况，那当然许多国家的关系都会受到影响了。 我们都希望未来25年，中国跟区域的关系会像过去25年中国跟区域的关系一样。 不同点是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经济体了，快要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 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全球的其他国家的情况。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能够不能够 继续向前进，同时继续使其他国家接受中国的地位，中国的贡献，中国的影响力，我看这个是最重要的问题。这个关系到的不只是跟我们的双边关系，因为对中国来说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新加坡只是其中一个。 不过如果这个主要的因素办好了，那我看新中关系，就当然船到桥头，不成问题了。

对于年轻人的忠告，我看不需要吧，年轻人从来不听忠告的。

至于你说中国国内的发展跟国外的发展，我想中国国内发展，我相信中国政府做了很多事。 三中全会的报告是很齐全的。 可是中国国内发展要交出成绩单需要一段时间。 国外，外交性的一些动作，你宣布了，大家都以为是一件大事，但是其实还没有到位。 所以我相信中国领导人，他们最关注的，应该是国内的发展。 国外，当然AIIB，“一带一路”，这些都是重要的，可是国内发展，这个是最根本的，因为国内如果出了问题，那中国没办法发挥国际上的影响力，我相信这个肯定是中国领导人的考虑。

吴先生: 谢谢总理。